纷争（二)

一九六一年的广州会议和北京会议，因为要审议和部署中印边境军事斗争问题,因此会议比历史上推迟了整整一个月，一直到四月十一日才展开。

主席南下广州,召集华东局、中南局、西南局及所属各省、市、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，而刘主席与总理、陈芸、曾席圣在北京召集北方各局负责人与会，两会一南一北，目的是贯彻八届九中会议通过的‘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’的新方针。

主席并不是一个人南下，而是带了三个工作组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，通过亲身走访与调查，主席发现了公社化过程之中，大队内部和生产队内部的平均主义的问题，他认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,并且写信给刘主席的北方会议，认为应当认真讨论这些问题,不过这封信最后又没有发出,他决定将两个会合并成一个，到广州开中央工作会议。

然而就在主席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之时,北京的会议却没有广州的顺利,这场会议由刘主席主持,同样讨论农村工作的问题，只是他与总理的发言结束，定下讨论基调没多久，作为负责农村具体工作的曾席圣，将将上台发完言,却并没有迎来掌声,而是又一次受到了批斗。

会上有人指出:‘过去有人一心要搞‘单干’，这是反对公社化，是公然站在了‘过渡时期总路线’的对立面。’随着争论的引起，随即就有人指出:‘应当检讨过去安徽地区农村工作的问题。’更进一步将批斗对象指定到了曾席圣身上。

一群人就这样毫无顾忌的将一场国家重要的会议,成功的演变成了批斗会，而批斗的对象则变成了曾席圣。

随着会议上指责的人越来越多，曾席圣的帽子也越来越多，诸如‘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’、‘破坏党的总路线’、‘破坏人民公社’‘破坏伟大领袖的公社化运动’、‘党内有一个反党集团’等等,罪名足足有大几十条，要求曾席圣给予解释。

总理没想到这些人既然敢将之有会议上的问题，引到大会上来公开化、扩大化,但面对这一情况,他为了避免成为所谓‘反党集团’的一员,便选择了闭口,而刘主席并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事，因此他站了出来,认为这样的指责是不对的,企图将会议扳回正轨，只是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。

刘主席在会上说道:“这次会议是讨论八字方针的执行问题,关于曾席圣同志是否有问题,这不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,何况就过去的工作而言,我认为曾同志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的工作,都是取得了良好成绩的,这一点主席也是多次赞赏的。”

刘主席的话音刚落,与会的人群中，就有人公开站出来说道:“如果他没有问题,那就请他说—说，1953年,他就说农村地区搞‘单干’能提高农业种植积极性,这个话他有没有说过?他还支持富户，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!”“曾席圣你应当解释一下，庆州同安县搞的示范,实行所谓的‘一般性市场经济’,其实就是再走资本主义道路，这是不是在你的支持下完成的?”?

“安徽是全国资产阶级大本营,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大头子，现在这个头子进了中央,还要企图在中央搞资产阶级复辟。”

“他不是一个人，还有人支持他,那么说明中央里可能隐藏了一个资产阶级反动集团,这是有人指挥的!”话风越说越离谱，刘主席见形势完全不对,这是冲着他来的了，于是便气愤的说道:“你们说曾同志有问题,还说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反动集团在指挥,谁是指挥?谁是反动集团?”“谁支持，谁就是反动集团的指挥!”有人是一点面子都没给刘主席。

这让刘主席气坏了，怒道:“你们中的一些人，搞社会主义建设水平如何不知道,但是搞批斗倒是很会来事，你们又是受谁的指挥?!想要批倒曾同志,也要拿出过硬的证据出来，为了批斗而批斗,这是为了党的事业发展吗?我看你们中的一些人就是要搞事情!”总理坐在主席台上一言不发，他见这个事情越扩越大，已经开始向刘主席发动攻击了，为了缓和局势，想了想便说道:“既然同志们想要曾席圣同志做解释,那就请他解释一番。”

其实刘主席现在也确实搞不清楚,这些人究竟是要搞曾席圣，还是要搞他,如果这只是一个引子，那么他就必须得说话，但是现在总理发了言，将问题重新回到曾同志那里，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的时机,于是便决定先静观其变,没在发言了。

这时与会的康升，见有人超出了批斗计划,要将事态扩大到刘主席身上,便也出来打圆场说道:“刚才有同志说中央里隐藏了资产阶级反动集团,还有人指挥,你们想说什么?要将矛头指向谁?谁是指挥?这个问题要搞清楚!”康升作为人大副委员长,又是政治局常委，同时还是主席思想出版社的副社长,理论小组组长,属于主席的绝对心腹，他的话一出来，一下子就将事情的范围给控制住了，那些马仔们自然知道,现在还不能将问题引到刘主席身上,于是便又集中火力开始向曾席圣发起了总攻。

什么叫百口莫辩，说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